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私宅设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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浅谈生活常识-衣食住行

时间:2019/10/28 13:32:42  作者:南京长三角设计师  来源:南京设计师楼  浏览:928  评论:0
内容摘要:衣食住行泛指穿衣、吃饭、住房、行路等生活上的基本需要。是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的,从衣食住行的变化可以清晰地看到社会的飞速发展。【读音】yīshízhùxíng【释义】泛指穿衣、吃饭、住房、行路等生活上的基本需要。【出处】孙中山《民生主义》第三讲:“大家都能各尽各的义务,大家自然可以...

衣食住行泛指穿衣、吃饭、住房、行路等生活上的基本需要。是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的,从衣食住行的变化可以清晰地看到社会的飞速发展。

 

【释义】泛指穿衣、吃饭、住房、行路等生活上的基本需要。
【出处】孙中山《民生主义》第三讲:“大家都能各尽各的义务,大家自然可以得衣食住行的四种需要。”
【示例】前后相继约两个世纪,衣食住行相互影响,极为显著。 ★沈从文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·北齐张肃俗墓》。
【用法】作主语、宾语、定语;指人的基本需要。
概况
生活风俗,指的是人们在“衣食住行”方面的种种习俗
惯制,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生活方式。随着时空变换,不同时代、不同民族、不同地域的人们都会有不同的生活方式,在许多细枝末节上呈现种种差异,令人目不暇接,叹为观止。这种差异,在服饰这个领域里表现得尤为瞩目。现代人常说的“时装”,也就贵在“变化”二字上。不过你要是仔细观察它们的基本格局,则又会发现,这中间的大致风貌,则又是相对稳定的,古今中外,莫不相通。
俗谚有“吃在广州,玩在苏州,穿在杭州,死在柳州”之说,虽不太精确,杭州人爱穿着打扮的这个特征,则还是说得蛮到位的。一般认为,大概从宋代以来,杭嘉湖一带就盛产丝绸,久而久之,连这里的普通百姓人家也都会备有几件绸衣。干体力活的时候穿得破旧,不过到了俏样街头的时候,则还是很体面的。
南宋时杭城服饰的情形节有过一番评述: 丑如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巾装着,皆有等差。香捕人顶帽披背子。质库掌事,裘巾芳皂衫角带。街市买卖人,各有服色头巾。各可辨认是何名目人。自淳枯年来,衣冠支易,有一等晚年后生,不体旧规,裹奇巾弄服,三五成群,斗美夸而,珠令人厌见,非复旧时淳朴矣。这里说的是两件事,一说杭城各行各业所穿服饰都不一样,很好辨认。当年的服饰还有贵贱等级之分,这在封建社会里尤为讲究,倘若下等人穿了富贵人的衣服,会被视作“倍越”,那是要被问罪的。一说当时的年轻人喜欢穿奇装异服,又会遭受非议。当年风气,可见一斑。

服饰制度

说到古代的服饰制度,其实是个颇为沉重的话题。 “衣服有制,宫室有度”,可见由来已久。 惦汉书·舆服蕊则说得更加干脆: “非其人不得服其服,所以顺礼也“。古代官吏的公服,历来就有严密的等级区分,几品官应该穿什么衣,戴什么帽,规定得一清二楚,穿戴错了甚至是要掉脑袋的,我们就不纫说了。这种礼制也影响到了平民百姓。老人们回忆,直至近现代,这一带城乡的服饰,还大致上可以分成两个截然分明的阶层。一个是长衫阶层,大凡官宦、读书人、生意人中的上层人物,男的,都是穿长衫的,里面则是短衫和阔腰长裤,有时候外面再罩件马褂,人称“长衫马褂”。女的则穿旗袍。这都表示着一种身份,高人一等,穿着心里也舒坦。再一个是“短靠”,又称“短打”的阶层,指的是穷人、劳苦大众。他们不穿长衫旗袍,只穿短衫和阔腰长裤,甚至是短牌。当然,这种穿着干起活来利索,也是个原因,不过在当年主要还是用来区别身份的。鲁迅小说里的孔乙己,是绍兴的读书人,已经到了穷途末路,也还是不肯脱下长衫。说明这种风俗在当年已经深入骨髓,要改也难了。当年的短衫又有大襟和对襟之分。大襟短衫的纽扣在边上,老年人穿得多;对襟短衫的纽扣在衣服中间,年轻人穿得。

传统服饰

裙子,是女子的传统服饰,不分腿,穿着要比裤子更为凉爽舒适,又有风度,所以至今盛传不衰。值得一提的是,这里有一些村庄却有男人穿裙子的风俗,很是别致。这种男人穿的裙子俗称“围腰布初”, “围”字读作“余”。又叫做“大腰布搞”、 “作裙”、 “筒裙”。通常是由两块大幅土布、一块腰围布和两条比较长的束腰带缝制而成。土布以蓝色为最常见,也有用蓝印花布的。这种裙子的下摆一般做得很长,要直达脚背,以能够盖住鞋子为准。下摆的前面开叉,如果想蹲下来,或是到田间干活.只要把下摆前面的开叉口提起,挽过去一把塞进腰问,就可以活动RA口了。旧时,这一带的男女青年都穿这种围腰布桶。建国以后,青年人不穿了,乡间的老年男人却依旧喜欢穿。从深秋一宜穿到初夏。据说它的优点是保暖,同时又很透气,比穿棉裤来得舒服。这在别地还是比较少见的。如今,穿围腰布稠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,能留下这样一段美好的记忆,倒也是颇有意义的事情。
肚兜,旧时主要是给小孩子戴的。通常似菱形,上方下团,左右稍尖,上面系有带子,可以套在脖子上,左右又有带子,则用来缚在腰间。肚兜以红色为主,上面常常绣有漂亮的图案。有的专家说,肚兜系在人身上的形状,很像是一只青蛙伸展着四肢抱住了人的身体。它的缘起,大概和远古时代的女蜗崇拜有着某种联系不过时至今日,这种古老信仰的意味早已谈出人们的记忆,这一带的人们喜欢用它,主要还是出于实用的考虑。一般认为。夏天穿衣太热,赤了膊又怕小孩肚子着凉,给他戴上一只肚兜,正可两全其美。至于如今一些少女爱美,又别出心裁流行戴起了肚兜,那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。
鞋和帽,自然也是服饰的组成部分。近现代这一带通常流行小沿口布底鞋和布面皮底鞋。俗谚称“宽蹲一字平,穷腰富后跟”,这种鞋穿起来很舒服。如今流行皮鞋,不过老年人却还是觉得布鞋穿着舒服、松软透气、更加称心些。当年的布鞋,男的以黑色为主,女的多用绸、绒,尤以绣花鞋最为引人注目。说起绣花鞋,当年曾经是女红的一种。这一带的女子几乎是人人都会做的。绣花鞋做得好不好,常常是周围的人对这个女子评价的重要依据。从小孩子的虎头鞋,一直到老年人的寿鞋,绣花鞋的花色品种之多,可谓不胜枚举。不过如今再要去寻觅做绣花鞋的能手,则已经相当困难。听说桐庐合村有一批有心人,已经恢复传统绣花鞋的生产,迄今开发出了loo多个品种,成为西博会指定产品和优秀旅游产品,前景十分看好。所谓“六十年风水轮流转”,有人预言,绣花鞋将成为21世纪的一种新时尚,看来也是蛮有可能的。这里的渔民在捕鱼时常穿蒲鞋发袜,如今也越来越觉得稀罕了。蒲鞋是草鞋的一种,倒也平常*发袜就很不一般,这是用人的头发编织而成的一种袜子,不大会渗水,穿了它又很保暖,没有一家店铺可以买,历来是人们自己下工夫纺织的,所以格外珍贵。 “帽子的种类也很多。绍兴一带流行乌毡帽,尖顶,圆边,前沿摊成奋斗形,颇为别致。是用较差的羊毛反复锤炼成毡,然后再上浆、洗炼、染色、造型而成,尤其受到农民的喜爱。城镇上的人,则喜欢戴罗宋帽。帽梅可以卷起,亦可以放下来遮住耳朵,只露出眼睛和嘴巴,俗称“绷孙帽”。还有戴瓜皮帽、铜盆幅的,花样也不少。随着历史的脚步,靛帽的式样总是与时惧进、花样翻新,实在是数不胜数。宁波人则喜欢穿木拖鞋,也是别有风味的。
亩家女孩到了七八岁的时候,母亲就开始手把手教她织彩带了。彩带分线织和丝织两种。用各种不同颜色的棉、些麻线或丝线,都可以编织。线的一头,拴在凳脚上,桌档上,或是梁柱上;在野外的时候,也可以拴在树干上。另一头则系在白己的腰间。因地制宜,很是方便。鲁族的彩带,两边不织花纹,经线用红、绿、黄、紫、白等各种颜色的线搭配,宽窄可以根据需要而定,宽的两寸多,线就排得多;窄的不足半寸,线就少一些。纬线一般用白线。彩带的图案多姿多彩,往往别出心裁,主要的样式有十三行、水击花、五字带、铜钱帮、万字花、十二生肖、蝴蝶花、婿艇纹、婉蜗等。有的是几何图形,也有动植物图形的,图案清晰,朴实无华、色彩亮丽、织工精致,充满着山乡的野趣。彩带的用途很广,一般家用的,可以拿来捆扎衣物,做包袱带。在背荷小孩时,常常也会用彩带系揽。也可以做拦腰围裙的装饰带,或是镶嵌在领边袖口,都会出现很别致的效果。许多宙家女子还很喜欢用彩带束腰,也别有一番风情。

发展变化

服饰风俗不仅仅表现在它们的式样、色彩、质地上,乃至使用服饰的一些习惯。如今也在发生着变迁。比如,旧时的底层民众祟尚俭朴,同时也限于经济条件,所以俗谚有“新三年,旧三年,缝缝补补再三年”, “新阿大,旧阿二,破阿三”之说,指的是旧衣服的充分利用。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,缝补旧衣服的人越来越少了,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去买新潮服饰来穿戴。这样一种趋势,则是人人都已经感觉到了的。在浙南的高山僻壤地带,以大分散、小聚居的状态居住着许多鲁族同胞。 “亩”字原先是“火种田”的意思,这个称呼留下了他们对于刀耕火种历史的记忆。合族民俗纯朴生动,别具一格,其中的彩带就充满着诗情画意,使人久久不能忘怀。

衣:从布票到品牌

衣着是人们展示自己的第一品牌。多数情况下,一个人穿什么式样的衣服与衣服的质地、品牌及色彩搭配,都是他或她职业、收入与品位的潜在表述。然而从建国初期到文革结束这差不多三十年时间里,中国人的穿衣标准仅限于中山装、建设服,还有军便服和工作服,服装颜色也是以蓝、灰、黑以及军绿色为主。夏天是白衬衫加蓝裤子,连穿裙子的女性都不多见。
之所以在穿着方面如此单一,除了与当时的政治背景和社会环境有着直接关系外,更重要的原因是轻纺产品匮乏,市场供应紧张,人们购买成衣或布料都需要布票。
布票诞生于 1954 年,消失在改革开放的 1983 年冬。曾经主宰过老百姓三十年的穿衣大事。这不起眼的方寸票据全国没有统一式样,一般为长方形,为 2.3cm × 5.2cm 的票幅。面额分一寸、五寸、一市尺、五市尺、十市尺不等。发放布票时一律以该年 11 月底的正式户口人数为准,每人每年棉布定量 14.5市尺、棉花 5市两。这样的供应量,还包括被褥用布,确实很难保证每人每年可以添置一件衣服。再加上布的供应品种很单调,无非是卡叽布、华达呢、灯芯绒、漂白布等等,一般人也就有几件换季穿的衣服,谈不到什么时尚不时尚了。
当然,每个年代都有每个年代的时尚。那时候,一件哔叽料的制服,绝对属于奢侈品,价钱能抵得上一辆自行车。穿一身旧军装,或者是一套洗得发白的工作服,也曾是一种服装时尚,这又包含着些许苦中作乐的成分。而在“新三年,旧三年,缝缝补补又三年”的困难条件下,改衣服和在旧衣裤上缝补丁是许多女人的功课。等衣服实在不能穿了,那些零碎的布片也会成为做鞋的材料。
除了布票,还有一种票券与穿着有关,那就是工业券。许多在那个时期参加工作的人都还记得,工业券是随工资发放的,如果攒足了钱去买皮鞋,没有工业券是不行的。
改革开放后,随着国家轻纺工业的发展和乡镇制衣制鞋工业的出现,市场上的服装鞋帽、针纺织品的供应数量迅速增多,产品种类也不断丰富,进而导致布票成为最先被废除的票证。与此同时,因为电视广告的出现打开了人们的眼界,再加上个体经营户的合法化,大批“倒爷”从广州等边贸城市贩运而来的特色服装,也成为许多年轻人的服装选择。大陆人穿牛仔裤的历史,就是从那时开始的。
中国人的穿着发生最大变化的时期,应该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,这场变化以为西服正名为开始,以建国后第一批时装模特为标志,以男人装、女人装、中老年服装和童装的市场细分为内容,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穿衣戴帽的状况以及人们对服装的认识。
如果说,西服在建国初期还仅仅被看作西式服装的话,那么随着政治运动的升级,这种西方人发明的服装样式,在文革期间就成了资产阶级的某种象征。文革期间,就连穿一件花格衬衫的男人也会被红卫兵羞辱一番,所谓的西服革履干脆就在中国大陆完全绝迹了。改革开放后,被解放的思想也解救了西服。从饭店业开始,继而又在企事业单位流行。特别是在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公开倡导穿西服后,农村里的乡镇干部和年轻人也成为西装一族。
尽管那时的西服用料和做工不能与今天的西服同日而语,但它冲破了极左思想对人们穿衣打扮的束缚,改变了中国男人过去那种近乎于绝对化的着装状况,其历史意义非同一般。
同样,尽管在今天看来,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的时装表演有点不伦不类,但却启动了中国时装业的闸门,具有革命的意味。
中国服装市场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以年龄、职业、档次的细分,也是中国人衣着向品牌化、高档化、时尚化和个性化演变的开始。到了本世纪后,人们对衣着消费的品牌、质量意识增强,注重突出高档化、时尚化和个性化的特征。年轻人注重服装的新潮、时髦、体现个性化,中年人注重服装的质地款式及舒适度,高薪阶层更是青睐服装的品牌与档次,而世界顶级服装也已成为富裕阶层的寻常穿着。
即使在广大农村地区,服装也早已从遮体御寒的生活必需品升级,也开始对穿戴讲究起来。农村人自制衣服的已不多见,基本上都是购买成衣,这不仅是消费观念的改变,也体现了对服装样式和做工用料的讲究。牛仔裤、运动鞋,这已经不再是种田人的怪异打扮了。
从布票年代的“一衣多季”到取消布票后的“一季多衣”,中国人在衣着上的变化速度,令西方媒体时而发出惊叹。现在,在国内各大城市,由人们越来越个性化的穿着而构成的街景,已经与国际大都市几无差别。中国大陆的服装季节也已经与世界同步。即使是世界最新推出的服装,都少不了在第一时间购买的中国消费者。

食:从定量到营养

民以食为天。中国人对食品的重视恐怕是世界第一,这与我们这个国家人口众多、战事频繁、灾难多发有着很大关系。建国初期,百废待兴,吃饭问题是首要问题。而伴随着人为的运动和自然灾害,粮食紧张的矛盾在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里一直都没有得到根本解决。所以,粮票一直在城镇居民生活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。
我国最早实行的票证种类就是粮票,起端是在 1955 年。之后才有食用油票、肉票、鸡蛋票、食糖票以及副食品供应本的出现。
1955 年,国务院下发《关于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时办法》,规定居民口粮依据劳动差别、年龄大小以及不同地区的粮食消费习惯,确定了 9 个等级的供应标准。成年人粮食定量每月平均 30 市斤左右,基本上是以体力劳动者略高于脑力劳动者、男性略高于女性、婴幼儿按年龄增长递增直至成年定量标准为原则,每月由粮食部门派人员到街道居委会分发,各户居民凭与常住户口相符合的粮食供应本领取。领票面额分一市两、二市两、半市斤、一市斤、五市斤、十市斤不等。除全国粮票和军用粮票外,各地粮票的式样各有不同。
比粮票略早一点实行定量供应的是食用油。随粮票之后实行计划供应的是猪肉、牛羊肉、鲜蛋、红白糖、粉丝、糕点、食用碱等副食品。鲜牛奶仅特供给婴儿、老人和需要医院出具证明的病人,其他人基本上无缘享用。逢年过节时,政府部门会以每户或每人的标准增加一些诸如香油、鱼类的供应,并提供一些烟酒及瓜子花生之类的节日食品,这也是家庭食品最丰富的时候。另外,遇到季节变化,如夏季高温期间,也会增加一些诸如绿豆之类的杂粮。
在现在人看来,每人每月 30 市斤的粮食标准应该吃不完,殊不知,那时每人每月平均只有几两肉、几两油、几个鸡蛋,副食品严重不足,几乎人人都感觉吃不饱,家家都感到粮食紧张。那时规定,次月粮票可在上月 24 日开始使用,众多等米下锅的家庭都赶在这一天买粮食。这一天,也就成了粮店最忙的日子。
城镇尚且如此,农村的食品供应更是紧张。
农村实行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后,人们的劳动热情受到抑制,生产力下降,粮食产量一直处于较低水平。那时候倡导的“过黄河,跨长江”,分别指向的是亩产 500 斤和 800 斤的目标,这仅是今天我国粮食每亩产量的一少半。
粮食产量低,还要保证城镇居民供应和工业及军队用粮,留给农民自己的口粮少得可怜。正常年份,农村人口的全年人均口粮大约在 300 市斤左右。这还是带皮的粮食。按照 80% 的出粮率计算,那时农民每年仅能吃到 200 多斤粮食,平均每年不足一市斤。如果遇到自然灾害,这样的口粮标准也是奢望,农村人只能靠糠菜半年粮过日子,甚至外出逃荒要饭。三年自然灾害期间,被饿死的农村人口数字一直成为忌讳,但过来人对那段历史的记忆却很难被岁月抹去。
中国粮食供应的转机也是从农村开始的。改革开放后,联产承包合作制极大激发了广大农民的劳动热情,日益现代化的种植方式也有效提高了粮食产量。由此,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得到有效缓解。几年时间内,中国的主要产粮区就实现了家家有余粮,户户不愁吃。同时,在粮食产品连续丰产的带动下,养殖业也发展迅速,城镇居民的食品供应也从紧张、单一转而呈现充足、丰富的局面。南方一些沿海城市率先取消了粮票供应制,而内地的一些城市虽然还有粮票流通,但随着粮食及各类食品的敞开供应,与粮油相关的票证已形同虚设。 1993 年,粮票正式退出历史舞台。随后,那些曾为城镇居民提供生存保障的小小纸片,成为收藏市场具有特殊意义的藏品。
粮票的退出也是中国人饮食结构变化的开始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,食品市场供应丰富,人均主食消费的比重在逐年下降,副食的比重却在日渐上升。居民在吃饱的基础上,更加注重质量的提高。人们的食品消费注重合理调整膳食结构,荤素搭配,粗细结合,注重食品的营养性、科学性、均衡性及多样化。
此外,人们在饮食方面的消费观念也在发生变化,花在一日三餐上的时间也在进一步减少,各种成品、半成品、速冻食品、快餐消费倍受消费者青睐,在外用餐占食品支出的比重明显上升。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,我国食品工业及餐饮业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,相关企业顺应形势发展,适应居民消费变化,不断推陈出新,极大丰富了城乡居民的食品种类。尤其在健康理念的催动下,绿色食品和健康的饮食方式已成时尚。这些变化是建国初期和改革开放之前难以想象的。
现在,人们见面不再以“吃了吗”当问候语了。如果谈到吃,人们会相互推荐品牌食品、特色餐饮、健康食谱,即使这样,也还有不少人为如何品尝到新的口味而发愁呢!

住:从简陋到舒适

私宅的概念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四十年里几乎成为过时的名词,过去的房产主一度被定为剥削阶级,而曾拥有私人住房的人家也都多少受到政治歧视。这自然是当时的政策导向使然。
建国后,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职工住房问题,主要是靠单位自建住房来解决的,谓之为福利分房。一般居民可以到当地房管部门提出住房申请,房价相当便宜,也具有很大的福利成分。在福利分房时代,“住房靠国家,分房靠等级”是一种普遍现象。一般而言,住房分配的对象以职工级别的高低、工龄的长短为先后次序,住房面积也跟级别、工龄和家庭人口关联。那时候,除了个别事业单位,企业职工住房总是因为僧多粥少而矛盾重重。当同一级别或同样工龄的人为严重供应不足的住房争执不下时,通常会用抓阄的方式来平衡。而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够享受一点福利,所分配的住房面积就被一再分割。有两家人合住一套住房的,有老少三代挤在一间房子里的。即使是这样,也还有职工一时半会儿分不到房子,等房结婚的年轻职工更是比比皆是。福利分房的年代,城市住房以平房、大杂院、简易楼为主。当院生火做饭或几家合用一个厨房和卫生间的事情实属稀松平常。随着人口的增加,国家和单位统包的住房远远跟不上急速增长的住房需求,私搭乱建的现象难以控制,人们的居住条件更有恶化的趋势。
1980 年,邓小平提出中国房改的思路。
1998 年,时任总理的朱镕基提出住房制度改革的一整套想法,房改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。
人们在情愿和不情愿的心态下告别了福利分房,迎来了新中国的第一批商品房。同时也在理解和不理解的状态下,开始感受到商品化住房的好处,并且开始享受逐步优化的住房条件。
随着住房改革的全面推进与房地产业的发展,住房使用面积和住宅式样均发生了质的飞跃。进入二十一世纪后,人们居住的选择面更宽了,楼市上有高层公寓,有复式和越层结构住房,有花园小区,还有单门独院的特色别墅。犹如好马配好鞍的道理,有了宽敞明亮的住房,居室的装饰装修也随之越来越讲究起来。各色住房装修以人为本,又因人而异,一家一个风格,几年几种流行。人们对居住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,图的就是住得舒服,住得开心。
除了商品房,政府为了改善城市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条件,还推出了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等补贴性住房。尽管目前此类住房的受益面积还相对狭小,开发管理上还存在诸多不足,但相信经过政府部门的不断完善,普通百姓的居住要求会进一步得到满足。
至于广大农村地区,盖新房,造新屋,早已不是什么发愁的事。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,各式小楼比比皆是,而且这些新房的配套设施也像城里人那样齐全。即使在相对落后的地区,要想找出一间过去常见的土坯房,也是一件难事。

行:从体力到便捷

过去,城里人出行有三种选择:徒步、骑自行车、乘坐公交车。每天上下班,以骑车的人居多。
中国人对自行车的感情也许是最为特殊的。从建国初期到上世纪八十年代,一辆自行车的价格一直保持在 150 元左右。这样的价位相当于城市职工平均三个多月的工资。由于收入低,人们除了支付生活必需品外,要想攒下能够买一辆自行车的钱,至少需要一两年时间。
就算是攒够了钱,也未必能买到。很多人都知道,当年的自行车也凭票供应。一年里一个单位分不到几张票,排队等候也要排上几年。
如此贵重和来之不易的自行车,自然要承担很重要的角色。那时候,自行车的用场很多,上下班,走亲访友,买粮食换煤气罐,都有自行车的功劳。在有些交通不发达的地方,自行车也像现在的摩的一样使用。乘车人跟骑车人谈好价格,坐上自行车的后衣架。骑车人就会将乘客送到目的地。这事一般都是偷偷摸摸干的,在当时的背景下,干私活和私自做小买卖都是违法的。弄不好,骑车载客的人自行车被没收不说,严重的还得进监狱。
挤公交车是那个时代的生活必修课。只要你需要乘坐公交车出行,就必须学会挤车和忍受挨挤。车少人多,每辆公交车都是严重超员,有时人多得连车门都关不上,司机就把车开起来,再踩一脚刹车,这么一晃动,车里的人就挤得更瓷实了,车门也就关上了。
那时候,人们出远门更是麻烦。没有高速公路,一般公路状况也不怎么样,再加上长途汽车很少,铁路运力不足,长途汽车站和火车站通常是人满为患。有人说,那时候天天都是春运。
中国人出行条件及出行方式的改变,大约用了 20 多年的时间,因为道路交通的硬件设施需要一个投资兴建的过程
现在,中国人上下班的代步工具除公交车、地铁外,大部分自行车已换成摩托车或电动车。而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,轿车开始进入中国寻常百姓的家庭,到本世纪初已呈普及之势。此外,人们现在出行已不再局限于谋生,更增添了旅游休闲。人们出远门的方式也更多地选择飞机、城际快车等交通工具。当然,最方便的还是有车一族,每逢周末和节假日,一家自驾车出去旅游,实在是平常又平常。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设施为人们提供了享受现代生活的条件,同时也给人带来些许现代交通制造的烦恼。
目前,绿色出行,也是时尚。这种时尚就在于,同是骑自行车或徒步行走,人们的心情与以前大不一样。
有关衣食住行的民间总结,说的是百姓日常生活的变化,反映的却是新中国经济的发展经历,证明的更是只有国富才能民强的道理。有资料显示, 1949 年,我国全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仅为 140.5 亿元。国民人均社会商品零售额只有 25.94 元。改革开放的初期,全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也不过平均每年几千亿元。 1992 年,这一数字首次突破 1 万亿元,并且在 2003 年超过 5 万亿元。此后,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,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以每年 7000 亿元、 8000 亿元、 9000 亿元、 1 万亿元以上的数量稳步增长,到 2008 年已突破了 10 万亿元大关,达到 108488 亿元。
新中国送走苦难,改革潮带来富裕。抚今追昔,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是,在一穷二白、百废待兴的背景下,中国商业实行的计划分配制度,为保障居民基本生活发挥过重大作用。今天,当我们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时,不能忘记那段蹉跎岁月,更不能忘记那些为共和国的成长而节衣缩食的人们……
从衣食住行看新中国的变化,看到的不仅是物质。
理论上的商业定义很好理解。换句话说,既然商业是一种商品交易活动,那就离不开商品和购买力。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,中国商业经历了高度集中的计划分配、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三个阶段,每一步变革都体现了商业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的适应过程,而对于普通百姓而言,中国商业的历次变革,其实都是一个买得到或买不到东西、买得起或买不起以及买什么或不买什么的消费经历,而最能反映中国商业变革和百姓消费经历的事实,就是人民群众在衣食住行方面的变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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